京华烟云 歌曲「新京华烟云情思」

文/忆殇

一九三八年春，旅居欧洲的林语堂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然而后来未能如愿，却因此写出了一曲民族的壮语悲歌——《京华烟云》。本书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动笔，一九三九年八月完成，历时整整一年。这部用英文写就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北京曾、姚、牛三大家族三十多年的悲欢离合，将中国特定年代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全景式的介绍给西方，填补了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不足的缺陷，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谈起林语堂，人们总会想起幽默小品文，以及《京华烟云》。在林语堂三部曲中，《京华烟云》无疑是最出色的一部。然而，林语堂作为一个语言大师、文学家的历史性贡献并不仅此而已。

林语堂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父林至诚一心想要儿子学习英文，接受新式教育，这一出身对林氏的影响甚大。一九一七年，林语堂受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奠定了他在英文方面的出色才华。随后，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耶那大学、莱比锡大学留学，系统的接受了西方文化。尽管林语堂是一个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但他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因此有人评价林氏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此语绝非妄言。

林语堂的贡献，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其一，对汉语语言学的研究。远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林语堂便发表了《汉字索引制》一书及论文《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发起部首改变运动。其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以论文《古代中国语音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相继著述《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检字》、《末笔检字法》、《语言学论丛》等汉语语言学著作。此外，还编著了《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林语堂虽然并非以语言学家名世，然而这一系列的著作对于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具有开拓意义。

其二，以幽默小品文扩展了现代散文写作的体式和内容。林语堂是中国第一位将英文Humour译为幽默并加以提倡的作家，他主张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的小品文大大开拓了现代散文的写作空间。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不同于讽刺，其特征是“谑而不虐”（林语堂《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这是一种新的审美观，深受英国文化影响。其小品文以闲适和性灵为核心，建立了一种新的散文笔调，提升了散文的艺术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为散文史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其三，以大量英文著作详细介绍中国文化于西方，对改变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单向传播起到弥补作用。除《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三部曲外，林语堂在旅美期间还用英文写作了大量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包括广为人知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等等。从一九三六年林语堂全家赴美后，他的著译几乎全用英文写作，通过一系列著作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详细介绍给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长期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只有中国学习西方文化，而西方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林氏的著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格局。

《京华烟云》与《红楼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该书的写作起因，也表现在书中的内容和写作形式方面。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全民抗战的开端，虽然林语堂萌生了翻译《红楼梦》的想法，然而《红楼梦》毕竟与中国特殊情况下的现实不符，于是林氏“感此非其时也”，开始构思《京华烟云》的写作。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用英文写就的长篇小说，题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英文书名为《Moment in Peking》。本书讲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三十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并在其中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全民抗战爆发等历史事件，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

本书的规模之宏大堪与《红楼梦》遥遥相望，并有很多模仿《红楼梦》的痕迹。在形式上，《京华烟云》采用了古典章回小说的体式；在内容上，讲述了三大家族数十年的悲欢离合，并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一些故事细节上，又与《红楼梦》有着必然联系，比如阿非和红玉的爱情以及红玉之死。然而这些方面仅仅是在表面上与《红楼梦》相关，在内在精神上《京华烟云》吸取了《红楼梦》的悲剧艺术，因此很多人读完本书会产生“浮生若梦”的感觉。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通的。

红玉虽非故事的主角，却是本书最让人揪心的人物。她与阿非的爱情同宝黛之恋极为相似，她的肺痨以及同阿非的怄气，还有临死前的焚稿痴情都与林黛玉有着相似的地方。而阿非对红玉的既怜又爱，以及多情引起的不安分又同贾宝玉甚为相近。这不能说不是林语堂的刻意安排，目的无非是为了加深本书的悲剧意识，中卷《庭园悲剧》这一标题正直接体现在红玉之死上。

虽然《京华烟云》有模仿《红楼梦》的地方，然而这本写在特定年代的小说却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近三十多年的现实，与当时的中国现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林语堂在该书的《著者序》中提到写作内容：“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生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

概而言之，林氏所写的是近现代几十年的动乱历史中，一个普通的中国民众群体如何生活的故事，借此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由于《京华烟云》是最初是写给西方的小说，所以小说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在书中，林氏写到了老庄哲学，写到了儒道冲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还有在这一碰撞中不同人的不同反应。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文化，儒道文化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每一个普通民众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进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林氏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得以在小说写作中通过讲述三大家族的悲欢故事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尽管林语堂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他，正是由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偏爱，他才会通过《京华烟云》的写作向西方介绍中国。其间必然饱含了林氏对民族的挚爱，无怪乎他在写作过程中常常被自己的文字所感动——感动他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文字背后代表的民族和文化。

假如当初林语堂用汉语写作《京华烟云》，结果会如何？尽管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然而如果林氏真的用中文写作这部小说，那么《京华烟云》在海外一定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小说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写作目的也就大打折扣。然而英文写作却为后来的翻译和中国读者的接受带来不便，在翻译过程中原著的艺术性必然会有所缺失。实际上，无论用英文写作进而翻译成汉语，还是用中文写作进而翻译成英语，都会在某些地方丢失原著的特色。对这部小说来说，这是必然的遗憾，只不过林语堂把遗憾留给了中国。

林语堂对于《京华烟云》最理想的翻译者是老友郁达夫，早在该书完成后一个月，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他就写信给正在新加坡《星洲日报》担任副刊编辑的郁达夫，约请他翻译《京华烟云》，并寄去相关资料和五千美元定金。郁达夫对老友的请求慨然应允，并于一九四零年动手翻译，然而后来因为编务繁忙以及太平洋战争未能如愿。不久，郁达夫惨遭日本人杀害，这一版本在无情的战争中夭折。

郁达夫的译本题名为《瞬息京华》，这一译名也是林语堂最为满意的一个题目。一九四一年在孤岛上海出现第一个中文译本，即郑陀、应元杰版的《瞬息京华》。这一版本林语堂极不满意，译文出现许多错误，翻译极不准确，然而却流行了近三十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台湾德华出版社推出张振玉翻译的版本，这一版本将该书译为《京华烟云》，从此这一译名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然而这一版本对原著颇多改动，很多地方并未尊重原著，并非理想版本。张译本给人最大的感觉是断句太多，使得译文生硬且失去语言魅力。（本文所评论为张振玉版《京华烟云》）

此外，一九八七年大陆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曾根据张振玉的译本重新修订过《京华烟云》，剔除了其间带有政治色彩的部分，这是最为人不齿的版本。最为理想的译本是郁达夫之子郁飞翻译的《瞬息京华》，一九九一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译本除删除一些为西方介绍中国事物所作的注释外，其余地方均尊重原著。十分可惜的是，在郁飞经十年之功完成先父遗愿后，林语堂已经看不到这一最好的版本。

每一部著作从一种文字翻译为另一种文字，都会使原著的艺术性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因此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更为准确地表达原著的思想必然成为众多翻译家思考最多的问题。基于此，翻译活动对翻译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不仅仅是将一种文字变为另一种文字，更重要的是准确表达作者以及作品本身所包含的精神因素。对翻译者来说，精通两种以上的语言是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之外还要充分把握作者创作作品的种种细节。只有对作品有着切身的体会，才能够翻译出优秀的作品。还有，翻译者需要最大程度的尊重原著，不能对作品的某些地方作想当然的改写。这样不仅是对作者和作品的不尊重，也是对阅读译著的普通读者的不尊重。

如前所述，《京华烟云》讲述了北京曾、姚、牛三大家族三十多年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规模之宏大必然包含了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人物形象。全书分为《道家女儿》、《庭园悲剧》和《秋季歌声》三部，作者的写作内容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普通人的生老病死，也有特定年代的社会动荡，有人们复杂的爱恨情仇，也有人所不能改变的沉痛命运。

林语堂长女林如斯在《关于〈京华烟云〉》一文中指出：“《京华烟云》是一部好几篇小说联成的长篇小说，但不因此而成一部分散无结构的故事，而反为大规模的小说。”这一评价十分中肯，书中几乎没有十分明确的线索，故事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向前推进。然而《京华烟云》并非一部散乱的小说，故事的每一部分很自然的连接在一起，用浑然天成四字来描述本书再好不过。

本书着墨最多的人物有三个，可以看作小说的主角，分别是木兰和莫愁姐妹以及孔立夫。木兰姐妹是书中众多女人中最出色的两个，虽然生长于同样的环境中，两个人却养成了不同的个性。木兰是浪漫的，活泼而充满生气，喜欢游历山川名胜，追求诗情画意的生活；莫愁是现实的，沉稳而聪明贤惠，在生活中安分而现实。当然，两人也有很多共同点，她们一样的聪明一样的漂亮，无论在何时何地总能讨别人的欢喜。

木兰的名字来源于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她的身上也带着不让巾帼须眉的男人气，既会唱京戏也会吹口哨，而且还会收集古董并鉴赏，对甲骨文有着浓厚的兴趣。她的字也像男孩子写出的字，刚劲有力。然而这些都是木兰表面上的性格，在她的灵魂深处一直向往那种诗情画意的生活。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她与立夫的交往上看出来，也体现在她婚后的生活追求上。在木兰与立夫初次在香山相遇的时候，立夫曾说一路上最美的是那些残基废址。木兰心有所悟，并且一直希望可以与立夫一同看圆明园遗址。断壁残垣的美只有那些真正懂得欣赏的人才会明白，立夫显然懂得，木兰也是。木兰婚后不久经常同荪亚外出吃小馆或者游公园以及名胜古迹，还想象荪亚成为一个船夫，她自己则是一个船娘，过那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荪亚戏称木兰为妙想夫人，实际上他并没有理解木兰所追求的诗情画意。诗意的生活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也只有具备真性情的人才会懂得这种生活情趣，值得欣喜的是木兰真的过上了那种生活。

木兰虽然嫁给了荪亚，但是心中爱的却是立夫。立夫穿着随意，却透着一种特别的气质，与众不同而气宇不凡。他天性偏于急躁，愤世嫉俗，对诡诈伪善的事不能容忍，这一点在他所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中表现突出。愤世嫉俗是一种优秀品质，然而却容易为自己和家庭带来灾难。莫愁以她现实而安分的性格经常劝阻立夫写那种文章，她是有先见之明的，立夫后来的被捕证实了莫愁一直以来的担忧。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句话并非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个人了无牵挂固然可以，然而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他毕竟有亲人。这三个人的关系给人很微妙的感觉，如果木兰因为爱情而嫁给立夫，会是怎样一种结局？我们可以从三个人的性格上分析，木兰身上的浪漫气质一定会让立夫的生活过的更加诗意，然而他愤世嫉俗的精神也会不受约束，固然他们也会幸福，但这种幸福却不一定能够持久。莫愁则不同，她比木兰更加沉稳而实际，她就像风筝的引线紧紧地拉住立夫自由驰骋的缰绳，维护一个家庭的温馨和平静，他们也是幸福的。木兰虽然没有嫁给立夫，但她并无怨言，从父亲姚思安那里继承来的道家思想让她相信那是命运，她懂得顺其自然。但爱情并未因这种道法自然的思想而改变，在木兰的心里立夫一直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甚至比荪亚更重要。木兰和荪亚南方游历的时候，立夫恰巧从日本归来，同返北京的途中一起登上泰山。面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下的无字碑，立夫从中看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兴建长城的显赫荣耀以及历史的无情演变。木兰从立夫的眼神中读懂了这些，他们是相通的。他们下山的时候走在前面，等待其他人的时候木兰的心中感觉是奇妙的，同立夫在一起让她无比的兴奋。她问了立夫一句很奇怪的话：“人生很怪，是不是？”面对这样的话立夫可以回答么？立夫应该明白木兰对她的感情，他们和莫愁三个人相互之间都有浓厚的情意，于是这一纯真的爱情无形中被压抑，只是偶尔表露出来，最明显的一次是木兰深入虎穴英勇救出被捕的立夫。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木兰是完全冲动的，事后甚至有些后悔，毕竟这件事本应由莫愁来做。真情流露的时候总是让人失去理智，木兰没有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能够救出自己爱的人这就已经足够了。

木兰和荪亚、莫愁和立夫两家虽然有这样一层关系，但两家人却一直和睦相处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木兰在对待家庭问题，在如何担任家庭主妇和相夫教子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南迁之后，荪亚因为木兰的改变而同学艺术的曹丽华纠缠在一起。木兰并没有向一般人那样大吵大闹，而是同父亲姚思安一起将这一家庭危机消除于无形，并同曹丽华成为好友，这不能说不是木兰的聪明处。战争让木兰失去了女儿阿满，儿子阿通则参加抗日大军，他们也走上向西逃难的人流之中。历史总给人苍茫之感，一个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刻让每个人热血沸腾，木兰也不例外。也许，只有在木兰走上逃难的道路，她才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自豪，作为一个中华民众的自豪。

除此之外，书中还写了五十多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物。姚思安和曾文璞是两大家族的主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两方面，即儒道思想。姚思安是道家的代表，曾文璞则是儒家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明显的体现出两种不同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以及时代急剧演进中的不同反应。红玉和阿非的爱情前面已经提过，红玉之死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红玉在遗书中写道“依月下老人祠神签行事”，她是相信命运的，同时也知道自己无法给阿非带来幸福，于是选择了死亡。“曲水抱山山抱水，闲人观伶伶观人”，红玉的命运让人很容易想起林黛玉。体仁和银屏的爱情也是书中着墨不少的地方，银屏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是完全合格的，只不过因为丫鬟的出身造成了惨痛的悲剧。银屏是值得同情的，造成这一悲剧的制度是应当摒弃的。此外，书中还写到牛怀瑜、牛素云和牛莺莺等人甘当汉奸的无耻行径，然而牛黛云、孔环儿、阿非、阿瑄、陈三、阿通和肖夫等人才是抗战爆发后的主角。他们代表着进步，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与本书“献予歼倭抗日人”的献词有着必然联系。

《京华烟云》无法用悲剧或喜剧笼统的概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书中处处蕴含的悲剧精神。实际上，生活原本就是一种悲剧艺术。悲剧的意思并非仅仅代表死亡，它是一种解读生活的特殊视角。《京华烟云》的悲剧精神与《红楼梦》有相通的地方，但二者又有区别。一位名为韦忠的读者在其文章《若梦浮生中的彻悟——拜读〈京华烟云〉》中这样评价二者的关系：“如果说《红楼梦》让人感动，那么它是让人生悲，生怜，生愤，生出对旧世界的恨，以快快觉醒去砸碎它；而《京华烟云》让人感动，是让人生爱，生喜，生情，生出对新世界的热情，一起努力去开创它。”这一评价一语道出了《京华烟云》的精神本质，它是催人奋进的，使人向善的，使人珍惜本民族文化的，让人心生对生活的热情和对国家和民族自豪的。

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京华烟云》：它是一个中国人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的一本书。因此，书中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很多，最为重要的就是儒道精神。姚思安和曾文璞是这两种文化的代表，姚身上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是整部小说的思想核心，这一思想让小说处处流露出一种自然的气息。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姚思安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两个女儿，也正是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下，木兰和莫愁才能在平静生活和时代混乱中游刃有余。很多人评价本书带有浓郁的哲学意味，其实就体现在普普通通的生活哲学里，然而这种哲学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体会。比如书中第十三章中说：“一切生命都是两种力量的结果。那两种力量就是正与奇。没有奇，便没有进步；没有正，就没有稳定。人生就来自此两种相反力量的中和，就如同阴阳产生了一年的四季。”这一观点同老子的阴阳对立学说是相通的，简简单单几句话便抽象出人生的本义。而儒家学说在新旧交替中表现出明显的落后，原因应该从两种文化的特点中找。书中分析两种文化时说：“道家总是比儒家胸襟开阔。儒家总认为自己对，道家则认为别家对，而自己也许会错。”

总之，道家思想在解释人生问题方面更能使人信服，《京华烟云》描绘的是人生，在数十年的沧海桑田中探讨人生的真谛，无怪乎作者会将之作为小说的思想核心。当然，这与作者本人的偏爱不无关系。除此之外，书中还写到许多中国文化的特色，比如婚丧嫁娶的繁文缛节、为解除病痛而进行的冲喜、阴阳五行学说、算命抽签、仙姑道婆等等。虽然有些东西现在看来是落后的，但毕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并没有给予摒弃或者推崇的态度，而只是作为一个叙述者娓娓道来。

《京华烟云》在艺术性方面深受古典小说的影响，采用了章回小说的写作体式，然而小说的内容却是现代的，与才子佳人式的通俗小说有着本质区别。由于该书原文用英文写作，因此从语言角度来评价本书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仍能从译文中看出作者出色的语言艺术。这种语言特色不仅表现在小说整体上浑然一体的结构上，也体现在种种细节描写中。泰山之行中这样描写木兰：“木兰站在那高出没字碑以上的台子上，一只手扶着阿非的肩膀，头发随着山风向后飘扬，看着犹如一个山上的精灵。她向远处望，远处那一块块灰的是山，一片片紫而深绿的是山谷。一带随时变色的霞彩神奇的光波，在大地上飘过。”读过之后，犹如一幅优美的画卷展现在面前，仿佛身临其境。

《京华烟云》的艺术性还体现在对众多故事情节的整合上。前文我们已经说过，本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线索，故事是由多个短篇连缀而成，但读起来却浑然一体。林语堂以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将故事的发展方向牢牢控制住，就像一位骑士，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马。长篇小说如果没有固定的线索，常常会给人一种散乱的感觉，就像《儒林外史》。但《京华烟云》不同，它有一条并不明显的暗线在推动故事发展，这条暗线就是生活。把握住了生活，也就等于握住了那匹马的缰绳。

一九七五年，《京华烟云》曾作为候选作品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可惜的是最终没有获奖。然而，这毕竟表示《京华烟云》具有了走向世界的潜质。它不是独独写给中国人的杰作，同时也是写给整个人类的杰作，因为它所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又让人震撼。

浮生若梦应当是每个阅读《京华烟云》的读者的第一感觉，人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当它与整个的国家和民族联系在一起，当它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沧海桑田，在地域的无限空间和历史的无涯中，生活总是变得悲壮。因此，这本书无疑是一曲民族的壮语悲歌。

止点：剖析社会万象，品评天下文章，书写人间悲喜。愿更多人感受到文字的温度和思想的力量。敬请关注自媒体“止点”，欢迎收藏并转发。